青年农民工对话专家学者
公平成为主要诉求
(见习记者 王烜)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为了保护和促进青年农民工的权利,联合国千年发展基金资助实施了“中国青年农民工项目”。作为该项目的成果之一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讨会” 21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
此次研讨会一大亮点就是青年农民工代表与知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NGO组织进行对话,倾听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从不同视角、多个层次探讨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与会的五位青年农民工代表从劳动就业、居住环境、城市排斥、精神文化等方面,以自身经历剖析、古今对比等方式表达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看法与见解,并提出了诸多建议,其中不乏社会学、管理学等理论色彩的分析,有关专家为之赞叹。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显示,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成为亟待破解的六大问题。在“民工荒”的大背景下,“民工慌”现象更加不容忽视。
二元结构下的发展障碍
最新数据统计,现在42.3%的人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这种变化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截然不同,他们与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和文化自觉意识。可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他们与传统农民工又面临着同样的境遇。
来自湖南的赵枫生曾在北京一家餐馆打工,他的宿舍大概12平方米,有8个床位,住着9个人,其中一个床位是厨师和女友共住。他表示,农民工的边界在模糊,但底层的本质依然坚挺。如果不拆除对农民工从户籍到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排斥,有可能导致城乡间的冲突。
不怕苦,只怕不公平
在浙江打工的李武岐以一个工友的经历创作了一部纪实散文,反映了随着民工荒的愈演愈烈,现在工人工资普遍有所上涨,但生活现状仍然未见改观的现象。李武岐认为,企业目前还没有把农民工看作可供开发的人力资源,只是当做配合机器运行的必要人员而已。我们不怕苦,只怕得不到公平的机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在多年研究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强的求知欲望,对自己的职业人生充满规划。因此,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特别是教育公平的环境,尤为紧迫。伴随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职能部门为进城务工人员多开展一些免费的职业指导和技能培训非常重要,只有让他们拥有了一技之长,才能更好地扎根城市。
已是宁波市作协会员、“余姚市十大优秀青年”的王辉坚持边打工、边学习,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如今他已发表了多篇农民工问题的论文,几次应邀参加“中国社会学年会”。王辉在会上提出了质问:我们总是听到抱怨农民工素质低,却没有看到谁在农民工的教育启蒙上做过什么。他说:“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农民工中间会出现一个骆家辉。”
全方位缺失导致“民工慌”
80后农民工已经不再年少,90后农民工也已奔赴战场,这些游离于城市当中的青年又当怎样消除彷徨?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研究所副所长王舟波说,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非常驳杂,是全方位的缺失导致了“民工慌”。全总在调研后提出建议,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是,也应当看到,要落实这些举措,路途异常遥远,经历种种阵痛亦属必然。他同时建议,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妨拓展视域,不要把目标只锁定在几个大都市上,向非中心城市流动也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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